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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拉”派和“国罗”派 两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之争

更新时间  2021-03-18 18:01 阅读
本文摘要: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两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一为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一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这两种拼音方案很是靠近,都是罗马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而且创制者都不仅仅是为汉字注音着想,而是均怀抱以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野心。这两种高度相似的拼音方案曾引发了最为猛烈最为持久的相互攻击与猛烈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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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两种拉丁化拼音方案,一为国语罗马字(简称“国罗”),一为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这两种拼音方案很是靠近,都是罗马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而且创制者都不仅仅是为汉字注音着想,而是均怀抱以拼音文字取代方块汉字的野心。这两种高度相似的拼音方案曾引发了最为猛烈最为持久的相互攻击与猛烈论争。

  对“国语不统一主义”的忧虑  国语罗马字论者对“北拉”最大的不满,是因为它拼写的是山东方音,对追求“口同声”的国语统一运动有极大故障,同时,又是由苏联政府指派专家协助创制而成,于民族自尊心似乎也有不小的伤害。在国语罗马字论者看来,推行“北拉”实质上即是破坏国语运动的结果,让好不容易通过国语统一建构起来的国族认同被消解。  “北拉”与公共语运动关系密切。

许多公共语论者认为要建设真正的公共语文学,必须接纳拉丁化新文字。黎锦熙对公共语运动的质疑与品评,实质上也是对“北拉”的质疑与品评。

公共语论者强调语言文字的阶级属性与地域属性,与国语统一论者旨在建构规范、尺度、现代的汉民族配合语这一追求有着内在冲突。因此,黎锦熙一连撰写文章以应对公共语运动对国语运动的打击。

与公共语论者举行深入论争,对国语统一论者而言,不仅仅是自我辩护的需要,更是维护国语统一运动的结果及建构统一的国族认同的必须。黎锦熙在《论“公共语”》一文中首先反驳了公共语论者关于“‘公共语’是所谓‘无产阶级’的语言”的主张;其次,反驳了公共语论者关于“‘公共语’是各样各色的方言”的看法;其三, 反驳了公共语论者关于“‘公共语’是交通蓬勃、往来密切、自然混淆、南腔北调的普通话”的主张。作为民国时期国语运动的主要向导者之一,黎锦熙之所以要长篇累牍地反驳公共语论者,关键在于他敏锐地洞悉到公共语运动包罗着“国语不统一主义”倾向。

若任其生长,对国语统一运动从语言层面建构现代、规范、尺度的汉民族配合语及统一、强大、现代的国族形象有害无益,更倒霉于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国族认同。  建构认同的差别设想、路径得以出现  自1930年月初开始的公共语运动,在1934年上海、北平发生的声势浩荡的公共语文论争竣事后逐渐归于寂静。但这一运动引发的有关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这两种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的论争,却一直延续到全面抗战发作后才开始缓和。

在“北拉”派与“国罗”派的猛烈论战中,民国知识人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国族认同的差别设想、差别路径得以出现。  其实,在追求中国语文的国际化、现代化、普通化方面,“北拉”派和“国罗”派并无本质差异。外貌的分歧似乎只在两个方面:其一,拉丁化新文字废弃四声,而国语罗马字标注四声;其二,“北拉”派坚决阻挡将北京音定为尺度国音,阻挡自上而下的国语统一运动,认为口头上的民族配合语是全国各地方言自然融合的效果,而“国罗”派虽然也重视方言,但却将建构统一、尺度、规范的汉民族配合语视为国语运动当下的首要任务,因此,拉丁化新文字致力于拼写方言,国语罗马字偏重于拼写国语。

如果两者只是技术层面的差异,“北拉”派和“国罗”派之间的恒久论争就显得毫无须要了。  拉丁化新文字与国语罗马字之间的分歧真的仅限于技术层面吗?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人大要是以“效法泰西、步武东瀛”两种范式来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国族认同。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历史性终结,中国社会正式由古代形态进入现代形态,急需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国族认同。民国时期的国语统一运动,正体现了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统一的国族身份与国族认同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

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推出了两种由政府正式向社会宣布的拼音方案:一是注音字母,走的大致是日本假名字母的门路;二是国语罗马字,接纳了拉丁字母,走的是欧化门路。前者是“步武东瀛”的效果,后者则是“效法泰西”的产物。民国知识人试图以国语统一运动建构起来的新的国族认同,不仅是对一个统一、茂盛的国族形象的认同,更是对一个打破阶级壁垒的现代平民社会的认同。国语罗马字的推出,可以说是兼顾了“国语统一”与“教育普及”两个差别的目的,切合国语运动论者重开国族认同的基本思路。

  1917年11月俄国发作十月革命,沙皇统治被推翻,代之以红色苏维埃政权,为中国知识人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社会革新路径。作为拉丁化新文字的主要创制人,吴玉章、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人均恒久留学苏联,而这一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发生,简直是其时苏联政府主持下的境内少数民族文字拉丁化运动的结果。  1931年9月,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于海参崴召开,集会通过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三)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普通化的文字。

(四)要接纳合于现代科学要求的文字。(五)要注重国际化的意义。(六)大会认为要到达以上目的,只有接纳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

也只有这样才气生长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九)大会阻挡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显然,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们在追求中国文字的现代化、国际化、普通化方面与“国罗”派并无差别,基础分歧在于前者是以红色苏俄作为建构国族认同的范式,尔后者沿用的是晚清以来“效法泰西”的既定思路。既然以红色苏俄作为塑造新的国族形象的样本,那么势必牵涉到对民国政府正当性的否认,也就自然无法认同由政府支持甚至直接主持的国语统一运动,无法认同由民国政府以国家名义宣布的国语尺度、国音尺度及国语罗马字。

换言之,“北拉”派与“国罗”派从语言文字层面建构国族认同所依据的范本完全差别,一定导致两者在建构国族形象、国族认同的基础层面存在分歧,技术层面的差异只是表象而已。  殊途同归:“北拉”派与“国罗”派的息争  1935年,中国新文字(即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建立,12月,此会草拟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蔡元培等众多社会名士共计688人在此意见书上签字。

这份意见书开篇即强调中国已到了生死生死的关头,之所以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是因为只有它才可以迅速扫除文盲,是战时举行全民总发动的最佳文字工具。此时,“北拉”派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如何效法红色苏俄以建构新的国族形象与国族认同,而是定睛于如何以文字厘革为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服务。  在民族危亡之际,“北拉”派与“国罗”派不再纠缠于建构国族认同的两种范式之争,拓牧的《语文运动者团结起来》一文更是释放了强烈的息争信号:“在已往,我们语文运动者铸成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错误造成了语文运动的破裂,以致原该携手互助的人们相互倾轧起来。……这种倾轧,存在于种种语文革新的主张者之间,而在国语罗马字和Latinxua之间尤其来得显著。……不管我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差别,然而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有着革新国语文、普及救国教育以反抗外来侵略的热忱,敌人的进攻已经威胁到了每一个不想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的生存,……这个对于我们的配合的威胁给予了中国语文运动结成一个广泛的大团结的坚实基础。”  1939年9月,由倪海曙起草、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要草案》于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研究委员会三次讨论通过。

草案关注的重心完全落脚在如何以文化手段增强民众团结、增强民族意识并负起对民族国家的责任这一层面。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配景下,建构强有力的国族认同变得至关重要,至于差别建构范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倒是可以忽略不计。只要可以整合到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之下,“国罗”派和“北拉”派便可以握手言和。(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点击“相识更多”获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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